当初，贡布朗杰横行理塘，阻断西藏和内地的联通，西藏派兵平乱，领兵的宗堆，领受贝丹顿珠之命，同贡布朗杰暗通款曲，致使藏军连连失利。川督和噶夏责问，宗堆说什么“皇帝不差饿兵”，伸出手来，向朝廷索要军饷。

　　这个事儿传到北京，有一个礼科给事中，叫做刘云溪的，忽发奇想，上了个折子，说瞻对乃化外之地，又跟西藏接壤，不如赐给藏王，折抵军饷，这样，朝廷省下一大笔钱，又能够平瞻对之乱，两全其美，多好的事儿呀！

　　看到这个折子，从两宫皇太后，到关卓凡，到军机全班，无不气得发昏二十一章。

　　刘云溪的奏折，荒唐得太过分了。

　　首先，目下之西藏，根本没有什么“藏王”，刘云溪一张嘴，就把西藏推回到颇罗鼐乃至固始汗甚至更早的白教当道的时代了。

　　其次，瞻对虽然算“川边”，却不和西藏接壤，如果真的赐给西藏，瞻对就成了西藏在四川的“飞地”了。

　　最后，也是最紧要的，彼时朝廷的既定政策――虽未公之于众，是要拿川地藏区“改土归流”，并进一步向西藏收权的，你倒好，跳出来说什么“瞻对乃化外之地”，还要将瞻对向西藏那边儿推？

　　荒唐虽然荒唐，但本朝素有不以言罪言官的传统，不好给予降级、免职一类实质性的处分――不然就是“阻塞言路”了，于是传旨“痛加申斥”，就像当年詹事府右庶子孙东谋反对为小皇帝开“洋务、兵事”的功课。翰林院侍讲徐应祥反对修筑铁路。朝廷也是下旨申斥。并没有给予任何具体的处分。

　　至于徐应祥顶不住了，主动求去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

　　不过，因为不想扩大这件事情的影响，以免被西藏方面抓到口实，负责传旨的，不是朝臣，只派了太监。

　　结果就出事儿了。

　　如果负责传旨的是朝臣。念完上谕，“钦此”之后，被申斥人“领旨谢恩”，就算完了，多难听的话都在上谕里面了，因为见诸煌煌上谕，话说的再难听也是有限的，无论如何，不会损及被申斥人的人格。

　　最多，接了旨之后。还有“问你的话”，这些话。都是皇帝本人的原话，虽然不少是“诛心之论”，但皇帝再生臣子的气，哪怕要杀臣子的头了，也不至于问候臣子的女性亲属。

　　所以，无论如何，被申斥人人格无虞。

　　可如果传旨的人是太监，就大不一样了。

　　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，宫里的敬事房有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:凡“奉旨申斥”，念过上谕之后，负责传旨的太监还要对被申斥人“另行责备”。

　　“责备”？什么是“责备”？嘿嘿，就是骂人了。

　　太监的性格，因为身体残缺和所操劳役的特殊性，大多乖戾阴贼，除了银子之外，骂人是他们最感兴趣的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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